•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民主法制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表明: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早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论述可以视为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起点和思想起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明确提出法制建设的宏伟目标:“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进宪法。依法治国变“人治”为“法治”,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民主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就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民主与法制问题,其民主与法制理论的精髓,就是依法治国。   一、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确立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起点   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理论包括他的法制思想引导下,自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开始大力恢复和加强法制。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总结了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使中国迅速崛起,稳步走上经济繁荣发展的道路。与此相适应,提出了著名的“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经济改革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完整地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邓小平同志关于法制的一句名言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在法的价值观上,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法律观和单纯以意识形态和道德教条来判定国家决策与人们行为是非得失的标准,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评价标准的现实主义法律观。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法也应当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首要目的。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准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指导方针。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战略地位,而且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准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面勾画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   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在这一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立法机关迅速行动起来,首先加强国家基本法律的立法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工作直到1985年底才完成,共平反各类冤假错案418万件;恢复并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民主政治制度;健全了公检法机关,恢复了律师制度;全国人大制定了一些国家机关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试行)以及一些经济法律法规,共26部;邓小平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让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希望。   期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管理社会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保驾护航。   二、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道路   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就必须真正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宪法修改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彭真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在1981年10月3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上,专门就如何做好宪法修改工作讲了几条意见,可以说是指导原则:   第一,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我国的最大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水平低,尤其是宪政素养低;封建历史长,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等等。这正是与其他国家国情的不万博APP网页,万博APP,新万博体育手机网页版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决定了我们在宪政道路上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社会主义的宪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定了我们在宪政方向和路径选择上,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的法治观念,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并适时进行修改,任何超越国情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   第二,只规定现在能够定下来的、最根本的、最需要的东西。要尽可能地把全国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使新宪法能够起到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健康顺利进行的作用。   第三,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长时期的实践证明,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当然,1954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继承和发展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既考虑当前的现实,又考虑发展的前景,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1982年12月,四项基本原则被载入我国宪法,被宪法确定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最高行为准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据此,在我国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文件包括地方性法规,都必须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精神,不得与其相违背。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体现了立法为民、民主立法的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说明生存权的实现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生存权与发展权利是紧密联系的。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这说明没有国家、社会万博APP网页,万博APP,新万博体育手机网页版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人们也不可能享受到其他权利。   邓小平的价值观中“人”始终居于核心地位。邓小平的立法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包括人权、自由、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本质要求,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议上曾对邓小平理论基础作过这样的概括:“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属。”可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基于人的价值而言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则是解放和发展人,实现人的权利、民主和自由。邓小平认为只有法制化的制度才能使民主、自由成为普遍化的权利,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最有力的保护屏障即是制度性保障,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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